●前言 ●

北京时间2025年5月9日至12日，中美在瑞士日内瓦就关税调整、技术转让、市场准入等议题进行谈判并达成阶段性成果。此成果是经济周期下行阶段全球两大经济体博弈的结果，面对当下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角力变化及全球性经济萧条挑战，需要更加注重长期发展规律与趋势的影响。本文以康德拉捷夫周期理论、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等经济长波理论为切入点，围绕资本产能过剩、资本竞争、技术创新、资本全球化扩张等四个维度分析以资本主义经济为主导的全球周期性长波上升下行的原因，并以二十世纪70-80年代美国走出第四个康德拉捷夫下降周期的经验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最终以此研究为基础，对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提供参考借鉴与反思。

通过全面梳理康德拉捷夫长波周期研究者们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资本主义长波升降波动至少包含四大动因：

第一，资本主义产能过剩构成经济下行的内生性矛盾。在传统资本主义经济时代，生产过剩危机的深层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人占有和生产过程社会化的矛盾，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严重失衡，严重抑制了大众消费需求增长和由此引起的投资需求增长，从而抑制了社会总有效需求的增长，也必然导致资本过度扩张推动下生产出来的产品找不到买主，得不到市场实现，结果引发以有效需求不足为基础的普遍产能过剩危机。

第二，自由化资本主义市场竞争加剧助推经济下行。二战后建立了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经济上，资本主义国家以工业优势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以资本优势控制发展中国家经济命脉。同时，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内部制度调整并实行政府干预，但是政府的应对与监管只有在加大政府作为的情况下，才能适时发挥作用，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不可能使政府的调控变得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资本的投机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如鱼得水。战后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和信用体系的过度发展，一方面有利于克服其在生产、销售和消费等方面的矛盾，促进经济的发展；另一方又把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成倍成倍地加以放大，使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脱离，金融市场中投机、赌博和欺诈盛行，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会更加迅速更加猛烈地波及整个经济体系，形成全局性的严重危机。

第三，资本全球化扩张成为资本主义缓解经济下行的重要出路。早期的资本主义习惯性以武力推动资本全球化扩张，但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并未停下战争的脚步，不惜入侵朝鲜和越南，发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等，为垄断资本牟取暴利；战胜国可以通过控制原材料、扩大市场等，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战争摧毁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为过剩的资本提供攫取利润的空间。同时，随着美元全球化，以及19世纪70年代开始欧洲和日本对美国制造的巨大冲击，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去工业化”进程驱动了资本全球化扩张的新形态，催生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重新配置。但进入1990年代以后，全方位互联的资本全球化扩张在缓解经济下行的同时，也成为酝酿系列化全球性危机的新的温床。

第四，技术创新构成资本主义经济上升的关键动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也是技术进步与技术创新飞跃发展的过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创新服从资本增值的需要，只有有利于资本增殖的技术才会转化为生产力。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由于资本高度集中，技术应用围绕着尽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产量以生产出更多的相同产品进行，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应用，为资本主义带来更大的利益。二战之后，劳动力供给短缺、工资成本上升，加之战争和军备竞赛的刺激、市场竞争的加强等压力都要求发达国家加快技术创新。于是企业便加强生产自动化技术的应用，用新机器、新设备的投入来代替劳动的投入，而能源和原材料的紧张也促使企业开发降低原料和能源成本的技术革新。研究普遍认为已经观察到的五个康德拉捷夫周分别代表了从纺织和蒸汽机技术、钢铁和铁路技术、电气和重工业化、石油和汽车技术，到信息和互联网技术的重大技术创新；即将到来的第六波可能是碳基和硅基结合的人工智能浪潮。

（以20世纪70-80年代美国为例）

（一）美国逐步确立全球金融霸权地位，奠定了长波上升的底层经济模式，但同时开启了去工业化的不可逆周期

1965-1970，虽然美国宏观经济保持扩张，但以工业为核心支柱的企业利润率从16%下降到不足10%；进入1971年，美国进出口商品贸易出现20世纪以来的首次逆差，加上美国政府海外开支（如越战），使美元滞留海外的情况雪上加霜，从本土到海外美国制造商均受到伤害。基于相关因素综合考量，1973年尼克松政府打破了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从此进入美元跨境流动无限制的新时期。

但真正奠定美元全球经济霸权的关键事件是1980年3月到1981年5月的“沃尔克冲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通过短期16%-20%的极端利率上调政策，促成美元迅速升值，将短期热钱重新吸引回美国境内，并大大稳定了美联储有能力控制通货膨胀的全球市场信心，美联储由此登上主导全球经济政策制定的宝座。但这一事件也彻底削弱了美国制造业出口商的海外竞争力，贸易逆差再也无法逆转，美国成为全世界生产商的终极消费市场。

利润最大化思潮与沃尔克冲击叠加，促使绝大部分公司管理者放弃了长期固定资本投资活动，东北-中西部制造业带去工业化进程大大提速，1981年到1986年间，美国新增工业结构价值下降了三分之一；相应的，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加速外溢，与1982年相比，1990年海外投资增长是国内投资增长的2.5倍。而以能够代表货币资本逐利特征的股票、债券和商业房地产大幅攀升，成为驱动1982年后繁荣的新动力。

（二）进入资本流动性主导的全球经济格局新阶段，“里根经济学”通过财政逆周期操作，开启了美国宏观经济扩张新模式

（三）政府、国防、社会资本以及国家竞争策略为科技创新保驾护航，高科技产业与阳光地带崛起，带动美国迈向长波上升周期

世界大战及美苏军备竞赛，开启二战后美国政府支持科技创新的黄金时代。在二战以前，联邦政府基本上不承担支持科学发展的职责。战争结束之际，被誉为“二十世纪美国科技总工程师”的瓦涅尔·布什向白宫提交《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明确科学技术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政府在科学技术发展中角色和职责，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奠定了美国科技政策的基石。原子能委员会的成立（1946）、海军研究办公室的成立（1946）、国立卫生院的扩张和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成立（1950），美国事实上形成了多元化的支持科学技术发展的体制。1957年苏联发射成功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颗人造卫星（Sputnik），成为刺激美国动员举国资源迎战苏联威胁的“斯普尼克时刻”。从1957年底到1958年，美国相继成立了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负责制定和实施国家空间发展计划；国防部成立了高级研究计划署，目的是确保开展先进的国防R&D，加强了新武器的研制；成立了国家科学顾问委员会，以加强政府的科学决策能力；1958年11月国会通过的《国家防卫教育法案》，大大加强了美国政府对各个层次科学教育的支持。从1957年到1968年，美国进入一个科学技术发展的黄金时期，政府包括军方成为最重要的风险投资人及天使订单的提供者，愿意做新技术试验而又不讲价钱的买家，甚至愿意承担项目失败的风险；初步形成国家实验室承载国家战略与安全使命，同时以大学主导基础研究、大企业与高技术中小企业共同推进商业化的高效政产学研科技创新生态体系，尤其是“大学-军事-产业”联盟紧密合作。这一时期美国在世界科学技术大多数领域起着领导作用，不仅是诺贝尔科学奖的数目增到世界第一，而且吸引大量欧洲留学生向美国流入，成为全球高科技人才的新磁极。

历尽多轮经济危机后，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支持重在引导市场化风险投资及国家竞争战略干预，但也埋下未来竞争力下降隐忧。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国际冷战形势缓和和国内经济问题凸显，联邦政府公共科研支出呈波浪式下降，尽管全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保持在2.5%左右，但这主要得益于私营企业研究和发展的逆袭式增长。一方面，以硅谷为典型代表的高科技产业风险投资迅猛增长，知名的风投机构如凯鹏华盈、红杉资本均在这一时期获得长足发展；另一方面两项政府法案成为美国风投业扩张的加速器。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国内税收法案》，将资本收益税从原先的49.5%降至28%，大幅增加投资吸引力；更为重要的是，1979年美国劳工部根据“谨慎人规则”，放宽《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部分限制，使得企业养老基金可以对风险资本这类风险较高的资产类别进行投资；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末，来自养老金的投资数额由最初的每年1～2亿美元增加到每年40多亿美元。由此，美国市场化科技投入体系进一步完善。但是新兴产业从政府资助转向全面市场化投入，美国仍然面临国际产业主导权竞争的巨大挑战压力，最为典型的就是半导体芯片产业。1980年代中期，日本通产省资助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项目（VLSI），让起步于大众商品的东芝公司在全球DRAM市场开拓中带头获得胜利；同期东芝、富士通、NEC、日立、三菱共同组建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研究联盟，积极践行日本“产官学”结合的产业超车策略。此时，硅谷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致力于软件产业的转型，成千上万的硬件工程师被解雇，只有非硅谷的企业如摩托罗拉、得州仪器和美光等仍保留芯片制造产业。1981年，美国制造占全球半导体市场的51.4%，日本是35.5%；到了1986年，市场格局发生逆转，日本占了51%的份额，而美国降至36.5%。作为应对，对内1984年美国政府通过《半导体芯片保护法》，1987年成立“半导体制造技术联盟”，并给予国防部先进研究项目署的资助；对外1986年以强权地位逼迫日本签订《美日半导体协议》，要求日本进口更多美国芯片，且还要公开日本芯片企业的核心数据，包括技术、员工数量、生产成本，甚至日本芯片的部分价格都要间接由美国人定价，该协议在1996年终止，它对于日本通产省的半导体计划及半导体产业造成沉重打击。虽然美国高科技产业在这一时间风光无限，但政府投入对科技创新的支持从1964年接近经济总值2%的峰值骤降至2019年的0.7%左右，也是不争的事实。在国际上，美国的总研发强度已从1995年的第四名跌至2020年的第十二名；2019年，美国创新工作小组（TFAI）将超级计算机、纳米技术、航空航天、人工智能、远程通讯、生物技术等领域进行国际对比之后，发出“如果联邦政府不投入更多的研发资助，美国将失去全球最大创新国和经济体地位”的警告。能够顺利走出第四次康波周期的美国经验，恐在本轮欠缺创新牵引力。

围绕以国防为牵引的创新资源布局，城市化进程助力阳光地带诞生一批高技术产业集群高地，但也加剧了区域创新经济的发展鸿沟。在传统制造带从“雪带”或者“霜带”变成“锈带”的同时，美国的经济活动向南方和西部转移，1975年后从卡罗莱纳一直延伸到加利福尼亚的阳光地带，呈现出惊人的经济复兴活力。1980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西部和南部人口比重首次超过北部和东部，其中西部城市化率高达83%，超过全美73%的平均水平；而城市化水平一直远远低于全国的南部地区，在1970年代以后城市人口也急剧增长，到1980年城市化水平也追赶到67%。二战期间的国防科技投入以及美国科技创新黄金年代，西部和南部吸纳了联邦70%以上的国防预算。冷战时期，虽然后期联邦基础研究投入出现下降，但国防开支有增无减，联邦政府依然有计划的在西部和南部进行大型军事、国防、宇航方面的研究，通过贷款和军事订单方式进一步吸引大批工业企业搬迁，并促进军事工业转为民用工业，以制造业为核心的经济结构不断夯实。与此同时，由于“大学-军事-产业”联盟的蓬勃发展，形成硅谷—斯坦福大学、波士顿128公路—麻省理工学院、北卡三角园—北卡罗来纳大学等创新产业集群。除波士顿128公路—麻省理工学院集群外，以硅谷为首的西部、南部沿海地区中占有大型科研基础设施、军事设施和资源的城市率先成为信息技术、半导体、生物制药等前沿技术领域的创新枢纽，吸引全国创业公司和顶尖科技人才，形成区域经济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效应。而后续风险投资大发展也进一步加大了创新经济的集中度，时至今日，美国风险投资25%集中在旧金山地区、15%在附近的圣何塞、圣地亚哥，近一半在大硅谷地区，同时，研发创新排名前十州的研发支出占全国研发支出的67%，都在事实上掠夺了全美其他城市的人才和创业机会。集中的市场化资金集中叠加科研公共资助的集中分配，加剧了美国经济在地域分布上的不平衡。

（四）消费主义与婴儿潮群体成为第四次经济长波周期上行的需求侧助推器，但美国福利国家模式被重塑深刻影响未来经济模式走向

里根时期，随着减税、信贷管制撤销，信用卡迅速扩张，消费主义开始盛行。美国个人储蓄率从1981年的12.7%下降到1989年的7.7%，同期个人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从60%上升到接近65%，这一升降趋势将一直延续到2007年金融危机。而房地产市场的极大繁荣更是得益于战后（1946-1964年）婴儿潮群体结婚生子的强劲购房需求；这一青年群体占到当年总人口比重的40%左右，里根政府放松货币政策之后，美国房贷利率应声而下，房地产由此步入景气区间，并带动耐用消费品快速增长。消费扩张真正完成里根内循环的闭环。但以消费信用贷款为核心的家庭债务增长掩盖了全社会薪酬停滞的真相，美国全社会时薪从1972年至今并未发生显著变化，只是收入增长从劳动者向资产所有者转移。消费需求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缺乏根基。

与此同时，里根政府时期真正被削减的联邦开支，只有社会福利开支。1972年开始实行州和地方财政援助法，联邦和州分享税收，社会保障的一些职能由联邦转到州和地方政府。而里根更是竭力扭转罗斯福新政以来联邦政府权限和社会福利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践行小政府、少干预和减福利的保守主义理念，在大规模降低税收的同时，大幅度削减政府社会福利支出，并改变经营方式，使其私营化和分散化，到1988年社会福利保障支出下降至联邦财政预算的46%。

尽管里根政府将美国原有的无偿福利转化为强调个人责任和义务的“工作福利”，为国家福利政策改革指明了方向；但里根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也存在“劫贫济富”的诸多缺陷，无法全盘考虑广大民生的福利问题，甚至扭转了美国之前20年贫困下降的趋势，1980年美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11.8%，而1989年上升到17%左右。当人口增速放缓、老龄化、贫富差距过大等社会问题叠加之际，如何平衡经济增长与福利国家建设，能否走出第五次经济长波下行周期，成为新的时代命题。

纵观美国应对第四康波周期下行的历史经验，对完善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政策举措工具箱，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一）美国逐步确立全球金融霸权地位，奠定了长波上升的底层经济模式，但同时开启了去工业化的不可逆周期

1965-1970，虽然美国宏观经济保持扩张，但以工业为核心支柱的企业利润率从16%下降到不足10%；进入1971年，美国进出口商品贸易出现20世纪以来的首次逆差，加上美国政府海外开支（如越战），使美元滞留海外的情况雪上加霜，从本土到海外美国制造商均受到伤害。基于相关因素综合考量，1973年尼克松政府打破了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从此进入美元跨境流动无限制的新时期。

但真正奠定美元全球经济霸权的关键事件是1980年3月到1981年5月的“沃尔克冲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通过短期16%-20%的极端利率上调政策，促成美元迅速升值，将短期热钱重新吸引回美国境内，并大大稳定了美联储有能力控制通货膨胀的全球市场信心，美联储由此登上主导全球经济政策制定的宝座。但这一事件也彻底削弱了美国制造业出口商的海外竞争力，贸易逆差再也无法逆转，美国成为全世界生产商的终极消费市场。

利润最大化思潮与沃尔克冲击叠加，促使绝大部分公司管理者放弃了长期固定资本投资活动，东北-中西部制造业带去工业化进程大大提速，1981年到1986年间，美国新增工业结构价值下降了三分之一；相应的，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加速外溢，与1982年相比，1990年海外投资增长是国内投资增长的2.5倍。而以能够代表货币资本逐利特征的股票、债券和商业房地产大幅攀升，成为驱动1982年后繁荣的新动力。

（二）要下活国家创新战略一盘棋，坚定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同时，国家创新投入不可缺位

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牵头或参与国家科技攻关项目。首先要强化企业技术创新决策的主体地位，提高科技咨询决策中企业专家比例，建立更加通畅的企业科技创新咨询会商沟通机制。以当前集成电路产业实际调研为例，我国集成电路产业陷入“九龙治水、撒胡椒面”的科技决策困境，龙头企业重复承担不同部委的相似课题，但关键发展问题始终无法破题；其次要强化企业成果转化的主体地位，国家级研发平台向企业倾斜，仍以集成电路产业为例，当前高校与科研院所承担了大量财政资金支持的重大科技项目，产品开发集中出现“转不出去、接不下来”的情况，与企业市场化需求严重脱节；再次要真正建立起企业创新容错机制，财政资金、军民融合资金以及国资产业基金要敢于给企业下天使订单，在健全科研诚信体系的基础上，对因技术线路选择失误、不可抗力或不可预见等非人为因素，造成创新失败或研发中止的，经公开透明、严密系统认定后，酌情予以从轻、减轻或免责。

坚定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统筹地位，面对大科学时代科技创新动能塑造的新需求，持续优化新型举国体制。一方面，2023年我国R&D支出占GDP比重达到2.6%，其中政府支出、商业支出分别占GDP的1.2%、1.4%；美国同期R&D支出占GDP比重为3.4%，其中政府支出、商业支出基本五五开，政府支出占比远超2019年历史低点（0.7%），我国政府科技投入仍有加大追赶空间。另一方面，我国地方科技财政经费占我国财政科技经费总盘子大约三分之二，整合央地资源也包括军民资源，推进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和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也有很大协同创新空间。落到承载空间上，要强化国际百强区域创新集群建设。根据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创新排名稳步上升一位至第11位，有26个科技集群跻身百强榜单，其中昆明、珠海-澳门两个集群首次上榜。持续打造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等具有国际主导权的科技创新中心，需要明确三者在国家前沿战略产业如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量子计算、空天科技、生命科技等的发展定位，避免重大基础科研设施重复投入及科技人才资源错配，真正成为引领世界创新版图的制高点。大力支持南京、武汉、成都、西安等区域级创新中心争先进位，孵化一批具备世界级影响力的产业创新成果及企业生态体系，成为带动我国都市圈及城市群全面崛起的创新增长极。

（三）要敢于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增强企业发展信心，激活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

从长期来看，化解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发展困境越来越紧迫。里根经济学大规模减税和放松信贷管制的措施对于激活居民消费有一定借鉴意义，但其削减社会福利、用家庭债务扩张掩盖居民收入停滞的做法，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善居民收入分配这一核心问题。在经济长波下降阶段，更需要平衡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改革的关系，稳步优化国内收入分配结构是上策：（1）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已经从“短缺经济”迈入“丰裕经济”，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我国正面临消费支出欲望和购买力错配的“有效需求不足”困境，通常消费目的是越多越好，但投资的目标是以获取投资回报为前提的，当前内卷式竞争在投资回报率下降到低位，明显抑制企业投资意愿后，企业收入难以向居民转移的情况，将持续加深目前内需不足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没有需求侧改革的支撑，技术进步可能只会带来成本下降、用工减少甚至收入减少的经济紧缩怪圈，国家的创新战略无法转化为真正的社会福祉。

从短期来看，增加投资以激活企业投资意愿，是化解经济负循环的关键一招。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勇于从化债思路切换到扩大投资支出，扩大地方政府的增量型收入，重新恢复地方政府的收支天平。相对应地是，避免两个极端思潮，一是认为消费占GDP比重越高越好，事实上最优的消费占比要靠有效市场机制来实现，投资有回报和居民有报酬必须实现平衡，国民收入百分百用于消费，经济就不会有新增投资的未来；二是认为投资驱动必然导致产能过剩，若实行单一的“去产能”政策将会成为引爆大规模经济危机的下策，长期需求不足的收入分配结构并不会因为去产能而被自动优化，但可能会带来大规模企业倒闭和大规模失业的经济社会双重动荡。